凉山新闻联播 | 昭觉：民兵开展徒步拉练

主观真意说根据如果没有欺骗，就不会同意的条件关系公式来判断同意的效力，结局也只能是一有欺骗，同意即无效。

这仅仅是司法鉴定实践中的一个缩影，是对司法鉴定结果的过度预期，从诉讼本身角度来看，可能会因为没有证据对专业问题进行认定，最终造成法官依据证明责任对案件进行裁判，从而对自身造成更大的诉讼不利。因此从该角度而言，鉴定人在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

如果说，相关性必须涉及证据使事实问题可能更真实或更不真实的趋向，而且是与没有该特定证据的情况相对而言的，那我们就是在谈论盖然性了。因而，在科学证据受到推崇的新形势下，如何防止‘伪科学证据或‘冒牌专家的司法意见进入法庭，即如何设定‘守门人的职责，已成为我国司法鉴定法律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注释】 [1]河北省无极县农民邱满囤因发明邱式诱鼠剂而通过河北省科委和国家商业部的科技成果认定。一旦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的结果与其诉讼利益不符，个别当事人可能会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给予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压力，从而寄希望于鉴定结果的改变或者撤销。虽然鉴定意见是根据科学专业知识得出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时代性，但在同一时期内解决同一问题的技术可能多种多样。

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遭受损害的。法庭对应用该技术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料、图像信息的核实程度。这便形成了如今还原论思维盛行的局面。

作为个人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性条件，那些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都应当成为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行为本身会给最终的法益带来侵害风险，所以在预防累积性危险的视角下，将行为纳入刑事制裁范围，这并不存在问题。例如，罗克辛便将法益界定为：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设定。(65)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1-152页。

(66)在刑事司法层面，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引起舆论关注的案件。(72)因此，基于对集体法益犯罪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审查，该立法建议不应当被采纳。

原来刑法只有在行为对个人法益造成实害时，才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若对个人法益进行前置保护，则可能在行为对个人法益造成具体危险甚至抽象危险的阶段，刑法就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这一立法就是因我国当前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而被制定的。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非法持有枪支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本就属于针对个人法益的犯罪，具体来说，它属于针对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同理，在广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深圳鹦鹉案中，(100)行为人的行为并非对刑法所保护的环境法益(具体为野生动物资源)完全没有造成危险而不构成犯罪。

尽管到目前为止，对哪些内容可以被纳入集体法益中的问题，学界尚未有精确的定论，但是，集体法益的主要涵摄范围可以被确定。又如，即使是一个对被害人财产影响不大的欺骗行为，也可能成立诈骗罪。其四，对野生动物养殖的补给不依赖于野生物种。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非常宽泛，例如，公共安全、管理秩序、社会安宁、公众健康⑥以及经济制度、生态环境⑦等都被视为社会公众所共享的集体法益。

当时的录取通知书大多只寄到学校，如果录取通知书被学校或老师拦截，不熟悉招生流程的或对自己不自信的考生未向省招生办公室和报考院校查询，那么，很有可能就无法得知录取信息。(27)参见贾健：《人类图像与刑法中的超个人法益——以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为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第134页。

如果我们在开始阶段就误入歧途，那么，后续的所有研究就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83)换言之，这种行为并不具有被普遍化的可能，即该行为并不存在被人们普遍效仿，以至于需要刑法对其进行预防的可能。

吕英杰：《风险刑法下的法益保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28页。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的行为能力有限，直接造成集体法益丧失功能的行为并不会发生。如果我们确实不能从实质的法益概念出发，确定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那么，就只能认为这个罪名不符合法益保护的要求，因而应当被废止。然而，这样的反对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正如深圳鹦鹉案的二审法官在判决文书的说理部分所强调的，只有针对某个物种的人工繁育技术成熟且稳定时，对该物种的规模化生产性养殖才可能不依赖于野外种群中的种源。所以有学者提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中的必备要素，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特定结果的原因而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需仅仅依据条件公式来判断事实因果关系的有无。

二、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的认识普遍比较模糊，学者们认为，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基本就是对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的保护。只要能确认违反制度的行为对人们的利益造成了现实危害，我们就有发动刑罚的理由。

⑧对于这样的分歧，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与澄清。这样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共同的经验认识。

下文将以上述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阐释说明为依据，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实践问题展开具体分析。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社会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参与到社会制度的运转中去，自身的财产或人身等个人法益也就有可能不会受损。

(76)参见刘炯：《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第72页。其二，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满足大部分需求且需求不会增加。虽然立法所要保护的集体法益具有适格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危险行为根本不会产生累积效应，因而集体法益不会受到侵害。②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不仅需要保护公民的个人法益，而且也应当对某些重大的集体法益进行保护。

具体而言，假如某个集体法益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是41个单位的危险，在刑法还未对该集体法益进行立法保护的情况下，会有30个人各实施产生2个单位的累积危险的行为，有40个人各实施产生1个单位的累积危险的行为，综合起来即会造成100个单位的累积危险量。反之，若我们无法保证这一点，则很有可能造成司法异化的乱象。

集体深夜在街头吹口哨的行为所侵害的集体法益是否有可能是本文还未曾总结概括出来的类型？对该问题的解答，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具体研究。(71)然而，一方面，如前所述，所谓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并非适格的集体法益。

(29)通常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对社会制度进行理解：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社会形态或社会体系意义上的社会制度，这是对制度的宏观观察，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等。(73)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译，《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58页。

第三个层次是更为具体细致的社会规范与规则，这是对制度的微观观察，如考勤制度、值班制度和门诊制度等。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不仅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问题，而且，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与刑法基本立场的争论(坚持法益论还是坚持规范论)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息息相关。相反，有的立法建议则难以被笔者认同。(98)若我们强行地以存在层面的集体法益还原论来纠正刑事司法中的异化现象，则不仅有可能事倍功半，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理论困惑。

行为人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或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其行为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国家对粮食进行管制经营的主要原因在于，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物资、战略物资，如果放开民间收购，则可能导致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失去作用，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25)参见马春晓：《现代刑法的法益观：法益二元论的提倡》，《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139页。(104)参见涂俊峰、李磊：《出售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从宽处罚》，《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0期，第55页。

然而，对集体法益作如此宽泛的延展是否合适？这不免令人质疑。(33)所以说，这些对社会系统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制度理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